胡兰成 - 张爱玲与左派

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革命，张爱玲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。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，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，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。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。所以，张爱玲的文章不是无产阶级的也罢。

革命必须通过政治，到改造经济制度。制度渗透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，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。制度腐败了，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。生活的不可忍受，不单是不能活，是能活也活的无聊耐，觉得生命没有了Point。这样才有张爱玲的诗：

他的过去里没有我；

曲折的流年，深深的庭院，空房里晒着太阳，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。

我要一直跑过去，大喊：“我在这儿!我在这儿呀!

这时候人要求重新发现自己，发现世界，而正是这人的海洋的吸动里满蓄着风雷，从这里出来的革命才是一般人们的体己事。革命有地下室的活动，展开时还有指挥部与突击队，然而决定竞争的是全军的军容。张爱玲的文章没有提到革命的指挥部与突击队倒是更完全的。

还有，人是为了心爱的东西才革命的，洗净它，使它变得更好更可靠。倘在现实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是美的，也必不知道什么地方受了污秽与损伤，那样的人要革命，自然只好让他们去革，可是也不必向他们领教。他们没有生命的青春，所以没有柔和，崇拜硬性。他们还崇拜力，是崇拜的物理的力，不是生命力，因为他们的线条怎样看来也没有生命力，所以总喜欢画得粗些，再粗些，成为粗线条。一次几个人看一幅齐白石的画，不像是真的，主人却喷喷赞叹，说画的多有魄力。池用笃纪说：“这哪里是魄力，这是膂力罢了。”他们的粗线条其实不过是这种膂力。

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只发现了艺术的背景，不懂得艺术还有它自身。他们把艺术看做事物的反映，时代的铃记，然而铃记是并不能给时代加添一点什么的，事物没有镜子，也无损于它的完全。只在私有制的社会里，没有无主的东西，要从表示所有权的铃记才能想像事物的存在，渐渐把钟记自身也看作是一种存在。资本主义末期，人的存在成为被动的，不是人创造事物，人倒是事物的反映了，说艺术是反映，是针记，不过是这种错觉的抄袭。不懂得艺术自身，是会连艺术的背景也说不明白的。他们说艺术被阶级性沾染，这当然是，但也不过是被沾染而已，艺术是植根于人类的，在有阶级的社会，它的背景是通过了阶级的人类，可是他们只说是阶级。他们并且抄袭教会的把艺术看做装饰，资产阶级的把艺术看做宣传，也说艺术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工具。

艺术是什么呢？是人生的超过它自己，时代的超过它自己，是人的世界里事物的升华，这超过它自己到了平衡破坏的程度便是革命。懂得这个，才懂得在张爱玲之前谦逊。

张爱玲的《夜营的喇叭》，在这时代的凄凉与恐怖里向一个熟悉的调子，简单的心奔走着充满喜悦与同情，这里有一种横了心的悲壮。可是时代到底沉重，《走，走到楼上去!》便是一出这样的悲喜剧。平常人不是英雄，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悲剧与喜剧的截然界限，他们不那么廉价他就会走到感情的尖端。

一次读汉诗：“翩翩堂前燕，春藏夏来见。弟兄两三人，流宕在他县。故衣谁当补，新衣谁当绽。幸得贤主人，揽取为我担。夫婿从门来，斜倚西北眄。语卿且勿眄，水清石自见。石见何磊磊，远行不如归。”读到“语卿且勿眄，”张爱玲笑了，说：“啊!怎么能够的，诗也可以这样滑稽!怎么后来人写诗，好诗总是悲哀的多，一滑稽就变成打油诗了，从前的人真是了不起。这样开玩笑似的，可又这样厚道，认真。”又读晋人《子夜歌》：“欢从何处来，端然有忧色。千唤不一应，有何比松柏!”张爱玲说：“‘端然’两个字真好。他不过是一点小小的不开心，大约并不是忧国忧民，可是在她看来，也还是有一种郑重的美。可见她是真的爱他的，就像印度跳舞里那女孩子得意地告诉人：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，生起气来又是怎样的。她也忧愁起来，跟在后面问长问短，可是也不至于严重到没有一点取笑的意思。”

张爱玲的《孔子与孟子》，短短几百字，登在《小天地》第四期上，讲厨房的窗子外边用有一块破布条子，像个小人儿，风吹雨打，他频频打拱作揖，仿佛有一肚子的仁义礼智王道霸道要对人说，越看越像孟子。这篇文字和别的一篇排印接错了，我拼起来读，觉得非常好。很深的情理，然而是家常的。这次我在南京，到博物院去看六朝石刻，有一块是站着的两尊佛，上身赤膊，胖墩墩像小孩子，下面蹲着两只犬，也胖墩墩的很好玩。分明是眼面前的东西，可以同时是神，是灵异。又看到乾隆朝的漆器，女人用的红粉盒，盖上雕着双龙。像龙这样大动物，用在这里应当是不配的，可是非常配。只有平常人才能这样的把时代的恐龙也绣作女人的鞋头的图案，把时代的巨人也看作可以在他颊上吻一下的孩子，把革命也看作家常的。

崔承喜来上海跳舞，那“无敌大将军”活像我见过的官，装腔作势，可是观众不怕他，也没有憎恶。观众的态度必是难得有这样的天真的，因为舞的好，把观众提得这样高了。“花郎”描摹一个游冶郎，也是讽刺的，可是仅有一点刻薄，为了青春的缘故，他的一切都被观众所原谅。还有是描摹一个有自卑心理的驼子，一个少女故意撩拨他，和他跳了一回舞，又跑开了，撇下他孤伶伶地，观众心里难受起来，然而还笑着。张爱玲去看了回来说：“讽刺也是这么好意的，悲剧也还能使人笑。一般的滑稽讽刺大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，卓别候的影片算了不得的了，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作，近于中国的名土派。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。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。”

艺术是这样的使人间成为亲切的，肯定的。因为稳定，所以能豪放。豪放起来也没有那种无家可归的惨淡决裂。我在朋友家看到过一个人形，用泥雕塑，是日本仿古作品，仿的唐朝的女人，前额两个髻，做得不太高，也不遮着额角，背后的头发分开做两络，像梳的小辫子，披到肩头，穿一件深粉红广袖单衫，绣着金色花朵，下面一条长长的花黄裙子，从胸下起到脚面，腰间系一条深蓝带子。她右手抱着一个铜绿色的瓶，像是盛水盛米用的，左手绕过去按在瓶口的边沿，身体微微倾斜。脸像少妇，也像少女，有天真的明媚。整个的姿势雍容清洒，可以想像她走在画堂前，可以想像她是春天郊野里的游女，也可以想像她在操作。是这样的豪放，流转自如的。这里我想起张爱玲的文章里说的：晚上不放下帘子睡觉，醒来的满屋子阳光，外面有热闹的电车声音。不管这一天将有什么事发生，单这堂堂的开头已经是可爱的。

新时代的文明是都市的，并且要以都市的光来照亮农村。张爱玲，她是澈底的都市的。春天的早晨她走过大西路，看见马路旁边的柳树与梧桐，非常喜欢，说：“这些树种在铺子面前，种在意大利饭店门口，都是人工的东西，看着它发芽抽叶特别感到亲切。”又说：“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，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，因为它倒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”她喜欢公寓生活，因为公寓里没有住家的那种沉淀的忧伤。

她认真地工作，从不沾人便宜，人也休想沾她的，要使她在稿费上头吃亏，用怎样高尚的话也打不动她。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洁。在香港时，路上一个瘪三抢她的钱袋，夺来夺去好一会，还是没给抢去。一次是在上海，瘪三抢她手里的点心，连纸包一把抓去了一半，另一半还是给她进得紧紧的拿了回来了。对任何人，她都不会慷慨大量，或者心一软，或者感到恐怖而退让。现代人的道德是建在沾便宜上，从这里生出种种不同身份的做人风格。张爱玲没有一点这种禁忌，她要的东西定规要，不要的定规不要，什么时候都是理直气壮的。

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人的展开，而现在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淹没了人。先要有人的发现，才能刷新人与人的关系，可以安得上所谓“个人主义”、“集团主义”的名词。然而左派理论家只说要提倡集团主义，要描写群众。其实要描写群众，使该懂得群众乃是平常人，他们广大深厚，一来就走到感情的尖端并不是他们的本色。他们是在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里生活着，但他们把它烹饪过了，不是吃的原料。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感情使他们面对毁灭而能够活下去。资本主义的崩溃，无年无月的世界战争与已在到来的无边无际的混乱，对于平常人，这是一个大的巫厣，惘惘的，不清不楚的，而左派只是学的陈涉，陈涉使人夜于丛祠旁篝火狐鸣：“大楚兴，陈涉王!”使农民惊恐，他们的文艺便是这种狐鸣。他们用俄国的神话，美国的电影故事，山东人走江湖的切口，构成他们作品的风格。如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说的：每一种风格都是阶级性的狭隘，再狭隘些风格就更固定而为习气。左派有很深的习气，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到处是禁忌；‘虽然强调农民的顽固，市民的歇斯底里与虚无，怒吼了起来，也是时代的解体，不是新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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